當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代表 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 當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
前言
儒學的發展一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先秦孔子、孟子與荀子為代表的儒學，我們又稱為原始儒學；第一階段的儒學經過佛教與道家哲學的衝擊與融通後，重新開啟內聖之學，同時也吸收了佛、老之學的方法論、工夫論，而產生更有理論、哲學性的儒學，是為第二階段的宋明理學，或謂宋明儒學。相較於原始儒學，我們又稱宋明儒學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前後，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之入侵，以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意義的淪喪，面對花果飄零的年代，一批有志的知識份子、學者、教授道義承擔了復興傳統中國文化的責任，弘揚儒家思想，以因應時代潮流，這個階段發展的儒學為第三階段，我們又稱為近現代的儒學。
而近現代的儒學發展重擔，主要落在一批「當代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的身上，堪稱是當時的主流學派。他們不同於宋明儒者，僅僅面對佛老的問題而已，主要是面對西方文化傳統的衝擊，特別是民主與科學之現代化，以及西方哲學、宗教、科學主義等的挑戰。在此衝擊之下，當代新儒家承擔了歷史的必然與道德的必然，將傳統儒學、宋明儒學借用現代的哲學語言、概念重新建構起來。
而當代新儒家發展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為第一代的代表。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三位先生為第二代的代表。他們的學術活動主要在1949年以後的港臺。平常提到當代新儒家，一般都是以唐、牟、徐三位為代表。而目前正活躍於學術舞臺的杜維明、劉述先、蔡仁厚則為第三代的代表。除此之外，像馮友蘭、賀麟、方東美、錢穆、成中英、余英時等，雖然沒有將其歸類在當代新儒家，然在近現代的儒學發展中亦有其一定的地位。
撰稿人：謝居憲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四人之中顯名最早。青年時期曾經熱衷於佛教的研究，後來歸宗於儒家思想，生死貫徹，始終不二，可謂是佛格中的儒者。當時面臨到整個中華民族所遭遇到的意義危機--道德、存在、形上糾結成的意義危機，尤其是民國初年中國充滿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身為中國當代保守主義的中流砥柱，梁先生從知識論、存有論及文化哲學、歷史哲學各方面提出強烈的反擊，堅持「聖人不能批」。梁先生深知「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的形上根據，唯有穩固它，民族才有希望。而儒家倫理精神象徵，以及道德的理想主義乃是中國文化的最高智慧，唯有積極參與儒家文化的創造，方能保有人之尊嚴性與價值的主體性。以下牟宗三先生一段話，甚能說明梁漱溟先生對新儒學的貢獻：「在新文化運動中反孔頂盛的時期……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與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與智慧亦重新活現而披露於人間。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之門，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與智慧。吾人須知宋明儒學與明亡而俱亡，已三百年於茲。因梁先生之生命而重新活動了。」而其自己「願無盡」地說：「我願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真不愧是一代儒宗！
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中國老社會陶冶出來的人物，也是自學成功的一代宗匠，是當代新儒家義理真正的開山祖師。熊先生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合一」說，《原儒》序有謂「本體現象不二、天人不二、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動靜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識不二、成己成物不二」。此論點遍及其所有的著作，而集中在《新唯識論》。民國初年，面對西學的衝擊、儒學價值體系崩壞的時代，「學術良知」告訴他必須重建人的價值論，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在哲學上，他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將其存有論的解構者轉成方法論的運作，將其知識論橫攝的方式轉成本體及宇宙論的縱貫方式。亦即其融攝了空宗的存有論以及有宗的知識論，為儒學開啟了一些重要的哲學構造方式。他的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承繼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推進一大步。牟先生曾經讚舉其師「復活了中國的學脈」，他說：「熊師之生命實即一有光輝之慧命。當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黃帝堯舜以來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頂著民族文化生命之觀念方向所開闢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發其義理與情感。他的學問直下是人生的，同時也是宇宙的。這兩者原是一下子衝破而不分。只有他那大才與生命之原始，始能如此透頂。」牟先生此言甚能傳達其師的文化精神與對中國文化、民族的貢獻。
同為時人稱為「現代三聖」或「儒林三聖」的馬一浮（1883-1967），抗戰期間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馬先生治學「不分古今，不分漢宋，不分朱陸」，有調和過去儒學諸多爭論的用心。然究實而言，馬先生實以宋學來綜賅漢學，以朱子學調適上遂的來修正陸王之學。其以大乘起性論「一心開二門」來解釋朱子心統性情，以避免心性情三分，理氣二分的諸多問題。同時對朱子「格物窮理」做創造性的詮釋，認為格物窮理的過程，不僅僅是主體對客體之認知上的把握，同時也是主體對主體所具之理之發現過程，如此將朱子的格物窮理收到心學的心即理來詮釋，調和程朱陸王。面對中國文化意義的淪喪，其提出一套以孝經總持內聖外王事業的文化哲學體系。這個孝治派的說法，恰恰與反對孝治派的熊十力先生決然不同。熊先生反對孝治派有其歷史政治上的理由，而馬先生是拋開歷史政治的包袱，回歸孔孟，以孝做為實踐仁德的根本。文革初起之時，馬先生受折辱而死。梁漱溟先生輓之以「千年國粹，一代儒宗」。不管馬先生是否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然如徐復觀先生所說的，馬先生義理精微，與熊十力先生、梁漱溟先生、張君勱先生等四位俱為中國當代的四大儒者，皆代表著中國文化「活的精神」。
同樣為中國當代的四大儒者代表著中國文化「活的精神」的張君勱先生亦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張君勱先生（1887-1969）曾留學日本、德國。張先生由於留學過日本與德國，對於反傳統主義的西方思潮除了有更多的認識之外，相對地，對之亦有更強烈的批判。反對胡適全盤西化的主張，認為文化為物，發之自內，其性質為自我的，獨立的，雖因外界的交通，而思想上有互換的地方，然一洲或一國之固有文化之成立，必其國民自身有特殊人生觀，有特殊創作。所以中國新文化的方針，當由自我來決定，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其反對西化，是反對自己沒有價值主體性，而為西方文化之魁儡而已。其接受在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之前提下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化。即主張「應以儒家為本」，同時「吸收歐洲文化」，「把西方之個人獨立之精神，政治上之民主主義，科學上之實驗方法，盡量輸入」。對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吳虞、魯迅等人之反孔批儒是極力的辯護，而積極的推動復興儒家文化。同時也積極的為東西文化之交流而努力。蔡仁厚先生說「張先生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體認、與實踐，可謂當代中國第一人。」
馮友蘭先生（1895-1990），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其學術主要的貢獻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其所謂的「三史」：《中國哲學史》上下卷（1933）、《中國哲學簡史》（1948）、《中國哲學史新編》（1980-1990）。馮先生的哲學可以說是融合中西與新舊、普遍與特殊的一種思想上的嘗試。此種嘗試可以分二階段來說。1949年以前，是融合新實在論與中國名學和宋明理學上；1949年之後，是其學術生命的後期，大體上是集中在融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哲學上面。前者表現於《中國哲學史》與《貞元六書》；後者則表現於《中國哲學史新編》。此前後期之思想明顯上是不同的。此中之變化應與1949年中國思想改造運動有關。馮先生自謂其承接宋明道學中之理學。是「接者」講宋明理學，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故馮先生自謂其建立的系統有別於程朱所建立的理學，稱之為「新理學」。此新之所以為新，簡要地說，即是其以西方之新實在論來詮釋中國哲學。意即依照西方哲學兩極對立的、分解的思考方式，把理性與經驗、共相與殊相、形上與形下、真際與實際、體與用、理與事等完全打成兩截，把中國哲學之基本觀念都詮釋為一些純粹的、空洞的、形式的觀念。如此詮釋的結果，使中國哲學超越與內在、高明與中庸、不一不二、相即不離的基本精神幾近消失殆盡。再則，以知性的思辨方式，追求思維之確定性，以形式邏輯為基礎，通過對事物的靜態分析以揭示宇宙存在之靜態結構，此亦不足以揭示中國哲學之特質。然在20世紀，因其對中國哲學史之研究貢獻，亦被譽為「當代新儒家」。當時與其「新理學」理論相對的另一位學者賀麟亦相當活躍於學術界。
賀麟（1902—1992）先生，學術界亦有將其視為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或現代新儒學八大家之一。德國柏林大學古典哲學博士。賀先生的思想的轉型時間點，大致與馮有蘭先生相近，即在1949年中國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故其思想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1949年之前為其前期思想，1949年之後為其後其思想。其前期思想主要提出與馮友蘭「新理學」相對的「新心學」。主張「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不可離心而言物」。在五四運動之後，主張儒家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最少弊病，當發揚儒家優良傳統，並吸收西方優質的文化傳統。對於諸子百家，也不是完全否定其存在價值。提出「以諸子之長處補充儒家」。基本上，賀先生以儒家為本位，吸收西方與中國諸子的優質文化，以期儒家邁向現代化，當時被稱為現代新儒家的倡導者之一。然1949年賀先生經歷了知識份子思想的改造運動之後，放棄前期主張的新心學思想，並對自己的主張嚴格批判，從而轉向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反右運動之後，賀先生更集中精力研究黑格爾哲學和翻譯西方哲學名著。主要翻譯有《精神現象學》、《倫理學》、《知性改進論》、《小邏輯》、《黑格爾》、《黑格爾學述》、《哲學史演講錄》。
還有一位對中國哲學貢獻頗巨的方東美先生（1899－1977）。他是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主任查理摩爾教授曾認為方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先生也稱讚其哲學著述「冠絕一時，允稱獨步」。方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事業，圓融儒釋道，打開中西哲學交流的通孔。其中也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偏見，引發西方學界對中國哲學的重視。除了學術成就之外，方先生亦培養不少優秀的學者，包含當代新儒學第三代的成中英先生。
以上是近現代儒家發展的前期的概況，梁、熊、馬、張開創與奠定了當代新儒家思想精神之基本方向與雛形。而這個雛形在唐、牟、徐三大熊門高足的承繼與開展中逐漸成熟與完整。有一種說法，若沒有唐、牟、徐三位，「新儒學」在熊、梁、馬之後就沒有戮立於世、影響一片的骨幹。三者剛好是一「智仁勇」三達德的完整體現。唐先生仁恕，對新儒家事業一往無前；牟先生慧智，對於儒家的心性之學有慧見的闡發。徐先生剛勇，評判現實、剖掘傳統的文章酣暢淋漓。三人學術雖然不一，但在個性嶙峋這一點上並無二致。1949年後，熊、梁二人礙於身在中國大陸之思想限制，對於當代新儒家難有有力的影響與開展，唐、牟、徐則承繼了老師的衣缽，並與身在美國的張君勱先生結合為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人物。並於1958年共同對世界發表了一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他們代表當代新儒家向世界宣告「我們真切相信：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們姑不論中國為數千年文化歷史，迄未斷絕之世界上極少的國家之一，及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稱美，與中國文化對於人類文化已有的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現有近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擺在眼前。這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與精神，何處寄託，如何安頓，實際上早已為全人類的共同良心所關切。中國問題早已化為世界的問題。如果人類的良心，並不容許用原子彈來消滅中國五億以上的人口，則此近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之命運，便將永成為全人類良心上共同的負擔。而此問題之解決，實繫於我們對中國文化之過去現在與將來有真實的認識。如果中國文化不被瞭解，中國文化沒有將來，則這四分之一的人類之生命與精神，將得不到正當的寄託和安頓；此不僅將招來全人類在現實上的共同禍害，而且全人類之共同良心的負擔將永遠無法解除。」《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一文涉及了存有論、心性論、工夫論、學問方法、文化哲學、歷史哲學、政治、科學等層面，其目的在開拓中國文化的前途，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的標誌。
撰稿人：謝居憲
唐君毅（1909-1978）
負責起草《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唐君毅（1909-1978）先生與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等三位是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好友牟宗三先生稱其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正如牛頓、愛因斯坦為科學意識宇宙的巨人，柏拉圖、康德為哲學意識宇宙的巨人。此文化巨人是中國傳統優良文化中，繼孔孟、宋明儒學之後，又一個以真生命、真性情「立天地之心，率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之巨人。
唐先生的哲學主「心通九境」。以橫觀、順觀、縱觀，再以體、相、用三者撐開，相應於主、客與超主客三界，發展出心靈活動的九境。凡人間之不同領域與層次皆統攝於人的生命心靈之中。此書既是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結晶，也標誌著他哲學思想體系的最終完成。唐先生之學近乎是黑格爾式的新儒學，以「辯證之綜合」來詳論其哲學系統。除此之外，唐先生哲學亦含有當代「存在主義」、「現象學」的影子。對於生命有非常濃厚的存在時感，對於時代的苦難亦有深情的痛切。
1949年8月離開廣東到了香港。為了給離開大陸到香港的青年學子以繼續學習的機會，應錢穆先生的提議，會同張丕介、程兆熊諸君在香港創辦文商專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為日校，並將校名改為「新亞書院」，意指要「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之意。唐君毅後半生傾心傾力於新亞書院。希望將新亞辦成一座弘揚中華文化及其精神價值的堡壘。唐先生一生以維護中國文化，宏揚孔子之道為己任，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是當代新儒家中仁者型的哲學家。唐先生的著作閎富，對中國文化之傳播貢獻無法思議。
牟宗三先生（1909-1995）
當代新儒家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其接續了老師熊十力先生的衣缽，繼續發揚新儒學的文化精神，英國劍橋哲學詞典譽之為「當代新儒家第二代中最富原創性與影響力的哲學家」。
牟先生自謂其學思有三個階段，其高足蔡仁厚先生將第三階段再細分為四個段落，總合起來為六個階段。依序為直覺的解悟、架構的思辨、客觀的悲情與具體的解悟、舊學商量加邃密（心性之學的重新疏導）、新知涵養轉深沈、學思的圓成等六個階段。
對於牟先生的學思，余英時先生《追憶牟宗三先生》一文頗平實的說到牟先生學問的承先啟後：「牟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上劃下了一個清晰的階段 -- 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就「承先」方面說﹐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繼承了熊十力先生所開創的形上思辯的新途徑。但是他們並不是墨守師說﹐而是各有創造性的發展。熊先生出於中國舊傳統﹐故只能借佛學來闡發儒學﹐唐﹑牟二先生則深入西方哲學的堂奧﹐融匯中西之後﹐再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建構自己的系統。大體上說﹐唐先生近黑格爾﹐而牟先生則更重視康德。
我敢說﹐如果熊先生沒有這兩大弟子﹐他的哲學今天大概只有極少數的專門學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會有「新儒學」的興起了。唐﹑牟兩先生之於熊先生，正符合了禪宗所謂「智過其師﹐方堪傳授。」的確，牟先生承繼其師形上思辯的基本方向，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義理綱維及其系統做了分判，如《才性與玄理》對魏晉玄理有一個深切完整的討論；《佛性與般若》從中國哲學史的立場疏導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的發展，經過義理的察識比對，重新吸收與消化佛教；《心體與性體》重新疏導宋明儒學，以確定其義理綱維，釐清其思想脈絡，提出三系說，將宋明理學研究帶到一個全新的境地，奠定了他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可以超越但不能繞過的地位；《現象與物自身》、《圓善論》融攝與會通中西哲學，借用佛教大乘起性論「一心開二門」之理論（無執的存有論與執的存有論），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此會通，一來可以以中國哲學通透的智慧照察康德的不足，使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來也推動中國哲學一直以來消極面對的科學與知識論的問題。而這一切，我們可以說，牟先生他從懷德海、羅素、維根斯坦進入康德哲學，譯注康得、消化康德，進而超越康德。藉此力圖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道德的理想主義》由大的情感轉為大的理解，提出三統說：一，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三，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政道與治道》開出外王事功的新途徑。力振孔孟之學脈，以挺顯內聖外王之教的規模，並承之而更進一步，以解答中國文化生命中有關政道、事功，與科學的問題而為國族立大信，為文化生命開途徑。
牟先生承認，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向來沒有開出科學與民主，但他認為「中國不出現科學與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過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在他看來，只要儒家的道德主體主動讓開一步，從「往上講」轉為「往下講」，或者轉一個彎，從「直通」轉為「曲通」，便可以「轉出知性」，從而開出外王事功。這就是牟先生首先提出的「良知坎現」說。如是觀之，牟先生真光大的其師熊先生的生命哲學，堪稱為集百年儒學發展之大成，其成就是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一大慧果。傅偉勛先生曾言：「牟先生是王陽明以後繼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現代的中國哲學真正水平的第一人。」如今牟先生的弟子可說是遍佈世界各地，繼續發揚、推展新儒家的精神。當中包含第三代的杜維明、劉述先與蔡仁厚等三位先生。
徐復觀先生（1903-1982）
徐復觀先生與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皆是當代新儒家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亦皆是熊十力先生最得力的弟子。徐先生在抗戰時期，接受了其師「欲救中國，必須先救學術」的思想，從此下決心去政從學。徐先生為學不喜形而上學的哲學，從而提出「形而中學」。他認為中國文化脈絡中的「心」，既是生理意義的心，同時又是價值意義的心，而且兩者融貫為一。天道在人（形）之上，器物在人（形）之下，而「心」不在天道那裡，亦不在器物之處，而是在人體之中。是以，中國傳統之心的文化、心的哲學，只能稱為「形而中學」，而不應講成形而上學。即徐先生非常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另外，徐先生在先秦兩漢思想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認為中國哲學的「人性論」是中國人性思想的主流。同時提出一種不同於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恐怖意識的「憂患意識」概念，認為中國儒家所謂的「道德使命感」與「文化精神」正是在這種憂患意識的激發下產生的。
錢穆先生（1895-1990）
錢穆先生，1950年與唐君毅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並為書院訂定其教育宗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主要著作有：《先秦諸子繫年》、《國史大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子新學案》、《宋代理學三書隨劄》、《論語新解》、《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其中《朱子新學案》是他研究宋明理學的重要代表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對《學案》讚歎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當代新儒學家第二代承繼第一代的文化使命，將中國文化的精髓闡發的淋漓盡致。以中國哲學為本位，同時借用了西方哲學的概念來解析中國哲學，讓中西哲學能夠會通，並相互截長補短。第二代可以說將當代新儒學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代的弟子遍佈世界各地，然不再有所謂的「大師」，其主要的文化使命，是將第二代傳承下來的文化智慧繼續傳承與開展下去，並應用到當今的社會當中。
撰稿人：謝居憲
第三代主要的代表有杜維明、劉述先、蔡仁厚等三位先生，他們皆將新儒家的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地。以第三代自詡的杜維明先生，自1996年開始出任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社長至今。是牟宗三先生當年在台灣東海大學的學生，目前是第三代當中推展新儒家最有力的一位。其極力推廣「文化中國」的理想。即中國文化當該包容海峽兩岸、東南亞以及海外的華人，甚至包括同情中國文化的洋人。讓新儒學既可以回歸中國文化的傳統，又可由現代走向後現代，而不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同時其藉由哲學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研究的方法，闡發了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和儒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勾畫了當代新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在東亞和西方世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劉述先先生亦是牟宗三先生的學生。其稟持其師的思路，吸納了西方存有論和宗教哲學的養分來詮釋、闡發儒學的核心思想。藉著深厚的中西哲學涵養，為溝通中西哲學與儒學現代化，一心闡發儒家思想的現代意涵。由是，傳統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是必然的過程。這可以從其提出「超越內在兩行兼顧」、「兩行之理」、「理一分殊」的創造性詮釋，可見一斑。近來積極建構「全球倫理」（世界倫理）的概念，利用宋明儒「理一分殊」的睿識通過創造性的闡釋，既不抹煞差異的分殊性，又嚮往超乎言詮的超越的「理一」，這樣的闡釋才可以與現代到後現代開放多元的潮流接通。使古今中外各傳統的差異不必完全解消，然而各自可以立足本位，通往世界，以達宗教或人類的和諧。
牟先生另一位高足蔡仁厚先生亦是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其自述：「平生別無他想，一心一念只為儒家學術與中國文化之復興昌盛而盡心力，不敢說有何貢獻，但確實很努力。」的確，其一生皆很平實的研究、分析、綜合、講述牟先生的學問，也很有系統、條理的整理牟先生的學理。其一生學術研究的方向集中在四個重點：1.綜述先秦儒家哲學；2.疏解宋明理學；3.中國哲學史之講論與研究；4.儒家學術與中國現代化。李翔海《蔡仁厚新儒學思想述評》一文，稱述其為「當代新儒家中對傳統儒學與現代新儒學詮釋最多最有系統的人物。」
除了第三代主要之代表之外，還有對中國哲學世界化貢獻很多的成中英先生與余英時先生。成先生畢業於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長期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哲學系。其一生致力於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同時亦積極推動中西哲學的交流融匯。他不僅創辦了英文《中國哲學季刊》，而且是國際中國哲學會和國際易經學會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相對於當代新儒家而言，成先生保有的是一種更開放的心態。如其所言：「不必把儒學重建看成唯一的中國哲學重建工作，或使之重新定為一尊。現代新儒學的重新建立，是要在文化整體的內涵多元化的基礎上進行，這樣它才具備面對現實的警覺力和競爭力。而其主導的力量或主要的地位，是依其實際貢獻和作用來決定的。」成先生學術上主要的貢獻在於其提出「本體詮釋學」（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的理論建構，以易經哲學、儒學與道文化所蘊含的本體詮釋為思想泉源，融會西方哲學，尤其是融會海德格和迦達瑪(Gadamer)的詮釋學以及奎英（Quine）的語言哲學，而創立了本體詮釋學，藉此進一步推動他早年所講的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余英時先生師從錢穆先生，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余先生關心儒學究竟是屬於什麼型態的宗教或哲學，以及現代知識份子怎樣才能在重新建構的儒學中「安身立命」。意即隨著二十世紀整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生活方式的改變，儒學是否能夠真正的應用在每個人的「日用倫常」之中，而不只是知識份子、學者學術殿堂的一種論說（discourse）。要之，面臨西方文化衝擊的今天，他認為儒學不能墨守陳規，必須轉化儒學而與西方接軌。他認為「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從以上杜、劉、成、余等四位先生的學術發展來看，雖然他們學術研究的方向、內容不一，然儒學走向現代化與世界化似乎是共同的趨勢。
整體而言，近現代的儒學進展其實就是「儒學復興運動的開展」。誠如蔡仁厚先生所言「上半世紀，孔子遭受打壓，幸賴三五師儒堅苦卓絕，四面作戰，終於使儒學在下半世紀從臺港起死回生。」其具體的成果，一部份展現在大陸學術界一步步回歸孔子，而且有計畫地對當代新儒學的思想著作，進行研究和編寫。一部份表現在台灣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當代新儒家的學問，亦陸陸續續在大學成立了「儒學研究中心」等相關研究機構。還有一部份是當代新儒家的精神、內涵，以及著作也漸漸流傳、風行到海外，促盡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也讓儒學漸漸地現代化與世界化，為社會、國際間所接受。目前讀經教育在台灣、大陸、東南亞蓬勃的發展便是一例。而這一切的成果，都是近現代每一位儒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任重道遠，眾志成城而來。
撰稿人：謝居憲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