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家思想可以概括為內聖與外王之學。內聖學分為心性論與工夫論。前者主要是談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源、意義與價值所在。孟子的性善說、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便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後者主要是談人如何不受外欲的誘惑，求其放心，時時能夠存心養性，使善性本心能夠顯發出來，這就是修養工夫。
簡言之，內聖學是在告訴我們能夠成聖成賢的根據何在，同時也告訴我們如何達到這個目標。以大學八條目，分解的來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可以說是屬於內聖學的範圍。儒家不主張獨善其身，故修身後要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部分可歸為外王學，亦可說是儒家的政治文化論。要之，外王的理想可以說是儒家的終極關懷。
基本上，儒家的外王聖業是奠基在內聖學的基礎上。故外王聖業的開展，是根源於「義利之辨」（為義或為利）的價值論，表現在「王霸之別」（王道與霸道）的政治文化論。故儒家的政治思想，必然是不離開道德而單獨言之。基本上主張「王道」、「民本」思想。孔子、孟子周遊列國，基本上來說，可以說是在推銷其王道思想，此意尤顯發於孟子。孟子當時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仁政王道勸導、告誡梁惠王、齊宣王，以求一統天下，結束亂局，並讓孔子之道大行於世。以下簡述儒家的王道與民本思想。
王道思想
（一）以德為本
人是有自由意志、有思想的動物。要將人民管理好，除了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之外，更重要、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能讓百姓皆能夠依「善的意志」行動，讓人民和諧相處，進而提升為富而好禮的社會。如孔子的大同思想：「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所以就必須要有方法。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即便是像堯舜如此有德性的君王，都必須具備有仁德的政策才能夠治理好天下。所以，要能平治天下，除了必須具備仁德之心外，必須要有仁德的政策。所以，這裡所謂的「仁政」蘊含了政府領導人必須有仁德之心，以及仁德之政策。
孔子認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者的德行攸關國家的興亡。孔子說：君王的一句話可能可以讓國家興盛，但同樣也可能令國家衰敗。所以身為君王必須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無一事之敢疏忽。凡事以身作則，以身示道，以德服眾。所以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只要君王身正、心正、言正、行正，自然以德化民，人民自然而然會歸順於君王，以君王為領導中心，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擋都擋不住，而無須以政令來規範百姓。反之，若君王己身不正，而要以政令來吆喝、懲戒人民，即便如此，人民也不會順從的。按孔子的說法，如果是嚴苛的政令，其比老虎食人更令人恐懼、討厭。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蓋前者以德以禮來化民，可以使人民有羞恥之心，下次不會再犯；而後者以政令刑罰來懲戒治民，雖然可一時讓人民害怕而不敢犯罪，然並不能培養羞恥之心，只能是一個偽君子。所以孔子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彬彬君子，皆能自律自主，如此人民之間自然沒有「爭訟」，國家亦可以「勝殘去殺」，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怎麼會有盜賊之事，甚至你鼓勵、獎賞他偷竊，他都是無動於衷的。另外，君王的德性亦表現在「道義的承擔」上。孔子說，一位賢君若有罪過，必須自己承擔，不要牽連百姓；相反的，若是百姓有罪過，君王必須將其懶在自己身上。所謂的「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如此才能贏得民心。
（二）選賢舉能
從上文可以知道，一位在位者的德行攸關著人民的幸福，社會的和諧。所以一個國家在用人的標準上，當以德選才為本，以才能為末。更不能藏私，當要公心一片，為國家舉用賢德又有才能的人才，如此才是國家之福。除此之外，選賢舉能還可以避開小人。我們從歷史的興衰成敗中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敗，不是偶然而沒有道理的。若夏桀王、商紂王之暴君，沒有不亡國的。而昏君往往沒有智慧去選賢舉能，旁邊盡是一些諂媚之奸臣，而忠臣便一一遠離。如唐玄宗下的奸臣李林甫便是一例。反之，若君王舉用賢才，奸詐小人知道沒有拍馬屁、巧言令色的機會，便會遠離官場。所以子夏說：「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而君王是否有道，攸關國家的世數。孔子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一個世代之歷史的長短，並不在武力之強大與否，而決定在君王的德性。若沒有德性，上天便會將其權柄收回。所以孔子說，當諸侯國無道地制禮作樂、出兵打仗，則此諸侯國大概傳到十世，很少能繼續的。如果從大夫出，大概傳到五世，很少能繼續的。所以一個國家要歷史悠久，君王一定要積極培養德性，長養智慧，選賢舉能。而如何舉「賢」呢？孟子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要之，要以人民的聲音為判斷的主要參考，然後仔細觀察其身心言動，才決定是否舉用，切勿聽片面之薦言，而貿然用人。
（三）德政
孟子說一個有不忍人之心的君王，必有不忍人之德政。所謂的「不忍人」就是不忍心於「人民」。故儒家政治思想主張「民貴君輕」。所以孔子說，為政者必須「尊五美、屏四惡、行九經」。
1. 尊五美
所謂的「五美」是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進一步解釋，所謂的「惠而不費」是指就人民能得到得利益之處，因而使他們有利，如此自己不是無所耗費嗎？「勞而不怨」是指選擇可以勞動的時間、情況與對象，再去勞動他們，如此又有誰會抱怨呢？「欲而不貪」是指一位君王當以「求仁」為當務之急，求仁得仁，如此又有何貪求呢？「泰而不驕」告訴君王：不因國家人數的多寡、勢力之大小，而對人民有所怠慢，如此才能安泰而不驕傲。「威而不猛」告誡君王要衣冠整齊，目不斜視，莊嚴地使人民望之而有所畏懼，展現威嚴而不凶猛的相貌。
2. 屏四惡
對人民有四件事情是絕對要避免的。即「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所謂的「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指不加教育便殺戮之，是殘酷不仁的。「不戒視成謂之暴」是指不加告誡便馬上要看到成績，是卒遽無漸的暴行。「慢令致期謂之賊」是指起先讓人民懈怠於事，最後又突然限期達成目標，這是切害之賊。「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指該給人民多少的搞賞便要如實的給，不要貪吝，否則失信於人民，人民得不到他該得的，將不感懷其恩惠，謂之為有司。
3. 行九經
君王治理國家有九個不變的法則必須要遵守：「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候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以修身培德為最重要，自然如道之挺立，不為外在的名利所動搖；其次要重用賢德之臣，如此小人自然遠離，如此君王則必然不惑於奸臣與錯誤的政策；要親愛自己的親人，如此族人、兄弟受其恩澤，自然不會有怨言相對；要尊敬大臣，大臣才會以禮相待，和合共識，如此才不會迷亂於朝政；要體恤、感懷每一位下臣，如此下臣必然會對君王忠心耿耿，赴湯蹈火；要愛民如子，則人民必然感召在君王的大德之下，改惡向善，以德為行；要勸勉各行各業的人民歸來，如此國家才會富裕；以寬和的態度招待遠方的異族，則四方之異族會因你的大德而歸順之。最後亦要感懷諸侯，與諸侯一條心，如此上下一條心，其他鄰近國家必然不敢輕易妄動。而這九個治國的不變綱要，必須以至誠的心來面對自己與人民，如此才能真正落實。以上簡述儒家主要的德政。當然不只這些，就實而言，例如要「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意思是說要檢驗度量衡，審定禮樂制度，修復已廢除的機關工作，如此全國的政令就能暢通無阻。恢復已經被滅亡的國家，承繼已經斷絕的後代，釋放箕子之囚並推舉之復位。此三者皆人民之所願，故天下的人民就都會心悅誠服。對於一些民生、教育、或老人政策上，孟子也提出了看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詳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要之，我們可以如此說，君王的德政是以人民為依歸的，這也就是儒家「民本」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
（一）人民為國家的根本
所謂的「民本」，是指以人民為國家的根本。國家的主人並不是君王，而是人民。所以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裡的貴輕，是一組相對的概念，並非是指君王不重要，而是強調身為一位君王，不能因為自己尊貴、權高、衣食豐足，便忽視了人民的生活幸福。要告訴自己，沒有人民就沒有我，我是因為要服務人民而存在的。故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而這種政治思想，其實在上古時代就存在著。《尚書》說「民為邦本」；《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有「民，神之主」；《國語》有「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這種民本思想，發展到孟子時，尤為顯發。孟子曾經說過，舜的帝位，表面上看是堯授與他的。實際上，是上天與人民授與他的。孟子說，堯只有「推薦」人才的權柄，並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上天。而上天決定的根據在人民。人民接受誰，上天就接受之。這種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哲學的核心思想，於《孟子》一書中隨處可見。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二）檢別民本與西方民主的差異
儒家民本思想，著重在人治、德治的部分，與當今西方民主政治著重在法治是不同的。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是以「我的自覺」為其開端。我的自覺，克就政治上面來說，即是每一個人對他人而言，尤其是對統治者而言，主張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爭取、劃定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對個人之外者盡相對的義務」。而一個國家為了維護生存的秩序，就必須有法治，以之成就不爭、以之成就共體的公。然這裡所成就的不爭、共體的公，是由互相限制之勢所逼成的。並非是生命上之道德的自覺，而是因生存上之所需而來的他律道德，雖然有其一定的效果，然卻不能發揮人之價值所在。儒家民本思想重人治輕法治，不能說完全錯誤。畢竟儒家強調德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人心中的道德法則就是最好的「法庭」，最好的法治。然問題是，人人心中的道德法則是否真的容易呈現呢？當不是人人可以呈現的時候，如何來維繫社會的道德次序呢？所以客觀外在的法治規範來規定每一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儒家政治思想必歸結於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之應以儒家思想為其精神之根據，如此才能生穩根，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